阿尔都塞 | 怎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编者按

《怎么办？》是保存在法国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阿尔都塞资料库”中的一份95页的文稿，是作者写于1978年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作品，共四章。原书由G.M.戈什加林整理，法国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怎么办？》中文版收入陈越主编的“阿尔都塞著作集”，2022年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出版。保马今天推送的是该书的第一章，原标题为《“怎么办？”中的“怎么”》。

这是一部奇特的作品，是一部政治与哲学、实践与理论深刻结合的作品。在法国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刻，阿尔都塞向他的同志和读者重新提出了列宁的老问题：怎么办？实际上，作者生前就出版了《二十二大》（1977）和《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1978）两个小册子，并留下了另一部长篇文稿《黑母牛》（写于1976年，已整理出版，中译本吴子枫译，商务印书馆即出），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回答。

但作者并不满足于以政论形式谈论这个问题。在《怎么办？》中，阿尔都塞以对他公开承认的理论先驱葛兰西进行激烈批评的方式，对政治实践的问题从思想史深度作出理论的回答。第一章从怎样在政治现实中“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切入，论述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具体。由此引出第二章《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绝对经验主义》中对葛兰西的批判，指出了葛兰西从“绝对历史主义”的困境出发，导致其领导权理论的混乱和缺失。第三章《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则回到马基雅维利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在那里去寻找理解和批判葛兰西理论的力量。在未完成的第四章《葛兰西、欧洲共产主义和阶级专政》中，阿尔都塞回到政治实践语境，指出葛兰西将阶级斗争简化为领导权斗争、将“占领国家”简化为“占领市民社会”的理论遗产在“欧洲共产主义”实践中的影响。

然而，这部作品在其写作四十多年后的发表，让我们发现更为奇特甚至惊人的地方，与其说是借对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来批判葛兰西的理论遗产，或者借理论批评来思考政治实践的难题，不如说，它预言式地批判了“西方左派”在未来——即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困境。

感谢三位译者对保马的支持。

怎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文 | 阿尔都塞    

译 | 陈越、王宁泊、张靖松

怎么办？

列宁的老问题，开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与实践。对一个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怎么样有利于引导和组织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使之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个简单问句里的所有词都要掂量一下。

怎么样才有利于引导和组织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我们看到，引导或政治路线先于组织，这肯定了政治路线对于党和党的建设、[对于]根据政治路线建立的党的组织的优先性。

怎么样才有利于引导和组织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我们看到，引导（路线）和组织（党）依赖于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

因而党是政治路线的工具，而政治路线本身就是对当前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的表达，也就是说，是对——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趋势相对抗的——这种斗争的趋势的表达。

那么，一切都依赖于对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在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对抗中——的当前趋势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1]，因而依赖于对这种对抗作具体分析，这种对抗同时把资产阶级构成为统治和剥削的阶级，又把工人阶级构成为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

《怎么办？》法文版

如果说，马克思——至少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确维护了矛盾对于对立面，也就是阶级斗争对于各阶级的优先性的论点，因而也就是阶级对抗对于各阶级的优先性的论点[2]，那么因此正是这种对抗本身应当成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对象。

否则我们就陷入了“庸俗社会学”，否则我们就会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分析工人阶级，相信自己最终能够把两者分开来认识。这就好比我们相信通过“分析”各球队的阵容，而不是通过分析它们的对决，就能认识一场足球赛。没有对决，世上就没有什么足球队。

而且当我们说矛盾对于对立面的优先性，阶级斗争对于各阶级的优先性，这时我们只是在陈述一个抽象原则。因为，必须在现场，在“具体”中，去看看这种对抗历史地获得了怎样的形式，这种对抗给它所构成的各阶级赋予了怎样的历史形式，直至其细节。为了理解这些原则的意义和丰产性，我们就不可避免要“实地（sur le terrain）”去对事情进行分析，直至其最小的细节。

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样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比如说，知道一个冶金业、石化工业、“家庭”或产业化农业的劳动者，一个铁路员工，一个银行业、社会保险业的职员等等在生活、劳动、被剥削的条件[3]的细节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相信，只要向那些有关的人发出号召就够了，只要要求他们：向我们讲述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劳动、你们受到的剥削，等等。例如《人道报星期日杂志》（L’Humanité Dimanche）[4]就是这么做的，它号召所有有关的读者向他们讲述“贫困”[5]。于是报社收到数量可观的来信，说句题外话，它们都在总编的办公室里睡觉呢[6]。很好。劳动者在写作，他们说了很多有趣的、闻所未闻的、令人震惊的事情。这可以是一种用于具体分析的素材。但不是一种具体分析。

有些人相信，不要准备，只要实地去询问劳动者就够了。要么向他们提出问题——但我们知道，自发的问题并非自发，它们都逃不出提问者头脑中已有“观念”的圈套——而劳动者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要么设法让他们讲述，尽可能少干预：但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还是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而且，就算他们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有件事情可以肯定：他们知道得总是比他们自以为知道的多得多（或者少得多）。这多得多的，他们说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这少得多的，则被他们自以为知道的事情所掩盖[7]。这种“采访”同样可能是一种用来具体分析的素材。但不是一种具体分析。

我们不能不去实地，去开始认真倾听劳动者——但我们也不能不为这种相遇作准备。重要的不是为建立“良好的沟通”（属于由“人际关系”所制造的那一类沟通）作心理的准备：重要的是某种理论的和政治的准备。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一种具体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对认识的条件的政治意识——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唯一不同的是对象的规模。

列宁说过：不仅是为了自己认识自己，并且为了把自己构成为一个自觉/有意识的[8]阶级（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能够引导、统一和组织其斗争的党），工人阶级应当最大程度地考虑在自身之外、在资产阶级方面发生的事情。它不能满足于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从而满足于自己认识自己；它也应当去看到和理解在另一方面发生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单纯的好奇心，重要的是同时把握对抗的两个项，以便能够将对抗作为构成这两个项的东西来把握，将阶级斗争作为把各阶级划分为各阶级、从而构成各阶级的东西来把握。否则，工人阶级就会始终被限足在自己受剥削的境地，没有前途的反抗与乌托邦的梦想并存，并且在这种禁闭状态中，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压制和操控。

《怎么办？》德文译本

为了最终能够把握这种对抗，为了最终能够理解这种把各阶级划分为各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机制，单靠“自觉/自我意识”[9]是不够的。意大利电视台最近在阿尔法·罗密欧工人的劳动场所询问了他们[10]。这是一些劳动者的先锋，有高度的觉悟/意识[11]。我们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也说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这是独立车间的一些工人，他们在阿尔法·罗密欧庞大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占据了一个单独的位置。尽管他们在车间中、在劳动中是孤立的，但最终还是能够对他们工厂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和机制——不仅对他们自己工厂中的劳动过程，而且对在外部形成的分包的存在，甚至对阿尔法·罗密欧的经济和财务政策，对它的投资、它的市场，等等——形成某种观念。极为罕见的是，他们甚至还达到了某种意识，意识到这个体系对他们自己产生的后果，对他们自身的劳动条件、对他们受到的剥削、对这种剥削与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他们的住房、他们的家庭、妻子、子女、学校、社会保障、出行、他们的汽车，等等）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后果。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还理解了他们的孤立与他们的无知（在这种状态中，垄断企业阿尔法·罗密欧用它的政策，直至并包括它的劳动组织和分工，来掌握工人）是他们被剥削的条件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种孤立与无知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获得正确的集体意识，因而防止他们的请愿行动或政治行动取得功效。

因此，他们在自身“获得意识（prise de conscience）”[12]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就此而言，这属于“意识”的一种例外情况，离开意大利“冶金工（métallos）”[13]斗争的背景是难以理解的。他们多年来大大超出了传统工会请愿（捍卫工资水平，反对加快节奏，等等）的框架，以便干预劳动过程的组织及其对工人的控制，甚至干预雇佣他们的托拉斯的投资政策。我们在法国远远看不到这样的例子。

但同样就是这些劳动者，他们显示了如此非凡的分析能力，却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上“绊住了”。尽管他们知道在他们的工厂和托拉斯中发生的事情，但对于在菲亚特[14]那里，因此也就是在同一生产部门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他们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观念，而对于国民生产的其它部门——冶金业、纺织业、石化工业、矿业、农业、运输业、销售托拉斯和金融托拉斯等等——中发生的事情，绝对没有任何观念。然而，如果人们对阿尔法·罗密欧不单在汽车生产和汽车市场中，而且在冶金业、在纺织业、在塑料工业、在石化工业、在橡胶制造业中的地位没有一个尽可能完整的观念，就绝对不可能对于是什么决定着阿尔法·罗密欧中发生的事情形成一个观念——那些工业直接影响到汽车生产，因为它们为后者提供成品，以及制造车辆的原材料。如果人们不理解汽车生产在经济生产全体中，也就是说在现有各部门全体中所占据的确定位置，他们就绝对不可能理解是什么决定着汽车生产在整个国民生产中的存在和重要性。若要理解这种位置本身,除非人们的确愿意一方面考虑资本在寻求利润率最大化时的竞争，这种竞争解释了资本在汽车部门（而非其它部门）中的投资，另一方面考虑这种投资在资产阶级经济战略全体中的地位，而这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

听起来也许令人惊讶，但有研究表明，小汽车，这种以往是为富人的好奇心和奢侈欲提供的对象，它的大量（de masse）生产,因而也就是价格较低的、为大众（pour les masses）——也就是为劳动者——提供的各种汽车的生产，由美国福特公司有意识开创的大量生产，是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旧战略的全面改写相联系的。

过去，工厂主在其工厂周围建造工人住房。这不仅对于矿业（矿工宿舍[les corons]）而且对于冶金业和纺织业（工人新村[les cités ouvrières]）来说，都是常见的做法。这种解决办法自有其好处：工人没有通勤（=损失时间）的需求，他们能够在早上精神饱满地来到劳动岗位。工厂主在当地有他自己的商店、他的教堂、本堂神父和学校。他可以通过劳动和出售食品衣物，对他的员工进行双倍的剥削。他尤其可以就近监视他的员工，并通过劳动方面的剥削，通过消费方面的依赖和红利，也通过他的本堂神父和学校老师，任意支配他们。

但这种在同一场所的双重集中——劳动过程方面的集中和劳动力及其再生产的维持方面的集中——也有严重的弊端。首先是只有在对住房建设等进行投资的条件下，才能增加劳动力。工厂主碰到了这第一重限制。而他尤其是碰到了第二重限制，即这种双重集中增进了劳动者之间的交流，并使他们在斗争中获得了可怕的力量。

马克思[15]曾强调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集中对于阶级利益的“觉醒（prise de conscience）”[21]和集体斗争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当劳动过程中的集中被居住的集中所叠加，当劳动场所与居住场所实际上成了一回事，当仅仅这个工厂的劳动者又被聚集在同一居住区，可以想象这种双重集中对于“觉醒”和斗争会造成怎样的爆炸性后果。如果说，在工人斗争的历史上，矿工长期以来都充当了先锋，其次是码头工人和冶金业劳动者，再次是纺织业劳动者，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在这一威胁到其剥削的安全保障的严重危险面前，资产阶级改变了战略。它放弃了在工厂周围建设“工人新村”的老做法，它放弃了自己从中获取的一切好处，采用了另一种方针。

《怎么办？》英文译本

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而为了雇佣他们，就不能依赖用工人新村、矿工宿舍或其它方式来安置他们的“城市规划”。需要能够雇佣居住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劳动者，即使有距离，即使很遥远，远到随心所欲；也需要能够“玩弄（jouer）”市场的波动，在一个部门增加或减少劳动人手，或者将其转入另一部门。劳动人手的“流动性”对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它在资本的投资及其转移方面的“游戏（jeu）”来说，都已成为绝对的条件之一。需要资本最终完全从它局限于在工厂周围建设工人新村这种固定资本投资的旧桎梏中解放出来。服从于寻求（平均利润率基础上的）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的流动性，使劳动人手的流动性成为必要，实际上，也就是使劳动人手从必须靠近工厂的居住场所解放出来成为必要。显然——其理由与第一个理由并无二致（因为当资产阶级的目标就是从作为阶级斗争的剥削中获取利润的最大化时，它同时也应当确保其剥削的社会与政治保障的最大化）——显然，为了抵抗诞生于双重集中的工人的斗争，需要把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分散开来。他们只要通过劳动过程的集中被聚集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把他们额外地聚集在工厂周围的工人新村里！

这些不是想象中的变动，而是事实；我并没有凭着揣测其意图来随便指控资产阶级。我们有许多文本、文告，以及由资产阶级自己的专家撰写的研究成果，表明该阶级完全意识到自身在工人住房政策方面“转向”的阶级特性：它意识到这种“转向”所要预防的危险，以及它期待这种转向带来的后果。

当然，这种在工人居住方面的“转向”，把住房的选择权完全交给工人（随你住哪里，我不想知道），同时，也把工人甩给由一整套复杂的、看似偶然的进程构成的逻辑——其中，伴随着最厚颜无耻的政治（奥斯曼摧毁了巴黎市中心的工人居住区，以开辟宽大的交通干道，而1848年以后的枪炮正是借此得以“创造奇迹”[17]），城市地租起了主导的作用——这有助于把大批工人赶到郊区，而郊区的耕地逐渐被侵占。金融资本、城市地租和政治共同导致了新的资本主义城市规划中居住区阶级特性的更新。被驱赶到远郊的工人尽可能住了下来，而当人们觉察到，被集中在生产中的工人还是太危险，便试图“改变他们的精神”，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通过让他们对财产感兴趣，通过让他们购买在郊区的小房子和小花园，诱使他们远离阶级斗争。这就是独立房屋政策，它被毫不掩饰地明确构想出来，被公开地表明为工人阶级非政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做了业主的工人，所有时光都被用于打理房子和花园，远离所有“咖啡馆”[18]，再加上长期贷款和小家庭的束缚——你还能为资本主义梦见什么更好的保证！

现在我们回到汽车的话题。资产阶级在劳动力方面政策上的这次大转型，是由开创了汽车大量生产的福特公司明确而有意识地构想出来的。在这个大转型中，汽车成为一种为大众——也就是为劳动者——提供的产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以便让工人——他们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因而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工厂，如果被第一个工厂解雇了，没准离下一个工厂更远，以此类推——能够从住房自己开车到工厂门口，能够精神饱满地出现在那里，几乎就像住在跟前一样。有一些为富人生产的工厂（蓝旗亚、法拉利[19]），或者像阿尔法·罗密欧，它们在生产普遍高于普通工人经济能力的小汽车方面更专业一点（而且自南方阿尔法[20]之后，连这种情况也不再有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那种小汽车也同样为其他劳动者、职员、管理人员等等——他们住得同样远离自己工作的企业——效劳。重要的是，法拉利、蓝旗亚和阿尔法·罗密欧，本身是在菲亚特及其同类（通用汽车、福特、雪铁龙、WM，等等）的基础上存在的，也就是在一个庞大的、植根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企业的基础上存在的；而这些企业的汽车柜台几乎是专门用来销售那些被大量（en masse）生产、供大众（de masse）消费的小汽车，也就是工人通常能够购买的那些大众型小汽车。

汽车是调动劳动力——也就是把劳动力[作为]被剥削的劳动来维持和交付使用——的手段的组成部分，完全就像特别用于把商品运送到市场，“使商品变成为商品”（马克思[xxi]）的运输手段——今天仍被一些人经常无视的这个现实，不能由“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发展”来说明，而要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战略上发生一种惊人逆转的历史来说明——这一点，阿尔法·罗密欧最有觉悟/意识的工人也无法知晓。他们不仅无法跳出自己企业的界限（尽管他们非常了解自己企业的结构和机制），他们也不仅无法充分了解在菲亚特那里发生的事情（后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和多种生产的战略超出了他们的视野），他们不仅无法知晓在意大利国民生产其它部门中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显然意识不到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汽车的大量生产在资本主义针对劳动力的战略转型中，已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在意大利电视台那部非同寻常的电视片里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阿尔法·罗密欧的工人们讲述他们的劳动、他们受到的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个企业的生产过程和投资政策的那些机制，以及它在工厂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后者激起了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异常猛烈的反击。

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在电视里，我们看到工人在劳动，我们听到他们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自己在斗争中已经意识到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事情令人惊愕：他们最终靠自己，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工会斗争中，获得了这样的意识、这样的知识，证明他们像工厂里最好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一样知道底细，至少在某些方面知道得还更多。

但是我们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并且看不深入：看到一个人在劳动，这是个极其聪明能干的人，仅此而已。我们也只听到他们所说的事情、他们最终知道的事情。只缺剩余的部分（le reste）……剩余的部分，也就是支配着与工人的阶级斗争相对抗的、就其全体而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和具体手段的整套全体的体系，它导致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事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像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又是令人费解的：那么为什么整个汽车生产都有赖于汽车的大量生产，也就是为大众提供的生产？因而为什么劳动者有了汽车，也就是有了对汽车的需求？你也许认为，他们买车是为了享乐，或者是为了礼拜天和家人去兜风、去看朋友？为什么为工人生产汽车？这个统领一切的简单问题，阿尔法·罗密欧的工人没有提出来。他们不可能提出来。

最近整理出版的几部阿尔都塞著作

因为，工人们在其岗位上的劳动，甚或劳动过程，甚或公司的投资政策，甚或公司在工厂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手段——并非通过对这些事情加以观察乃至分析，就能让我们最终得出一些理论原则，以便从其核心及各种表现形式上，理解把各阶级划分为各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对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是唯一曾经考虑和重视这个难题、并且——以每天被实践检验的形式——实际而具体地解决这个难题的理论。因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起码的掌握就不能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种掌握，对于理解事情在什么样的全体的体系中发生，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今天这个体系甚至包括了世界资本市场和跨国公司，以及它们根据最低报酬的劳动人手、根据寻求和获得原材料的资源、根据其价格的波动、根据某个国家令人担忧或放心的“政治局势”等等来转移投资的“政策”。为了理解某个工人在某个部门参与的某个劳动过程所占据的位置，就需要——至少是粗线条地——理解这个体系的机制。

但同样是这种掌握，对于最终能够当面正确地“听”一个工人讲述他的生活和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能够听，这个听的人就应当知道什么问题可以提什么问题不可以提；他应当知道如何把劳动者所说的事情同劳动者本人——关于全体过程对其自身状况所造成的后果方面——所不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他最终并且尤其应当通过这种联系，准备学习他不知道但劳动者知道的事情；尽管劳动者并不知道自己知道这些事情，却还是说了出来——通过歪打正着、拐弯抹角的方式，甚至通过他们的遗漏和沉默。

劳动者知道得比他自以为知道的更多或者更少，这个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懂得并已向我们吐露出来的一个现实：意识形态的后果。生活、劳动、被剥削、斗争、劳动力再生产的种种条件，不是人们——就像观察火车站发生的事情那样——可以观察到的赤裸裸的事情。即使按马克思的说法[22]，大工业的机器把劳动者归结到机器本身的附属品的状态，人们也不是“机器动物”[23]。他们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动物”[24]。他们对自己、对他们的劳动、对世界都抱有我们所谓的“观念”。

而这些观念确乎可以按照人们经验的偶然性，以分散的次序，出现在人们头脑中，最终，它们总是重新聚集在观念的一些全体的体系中；后者虽然缺乏完全的内在一致，却也具有某种一致性，而我们就称之为意识形态[25]。最终，它们总是重新聚集在这些意识形态中，因为它们先前已经被聚集在意识形态中了，因为 “经验的偶然性”通常只是意识形态——为了把自己强加于社会中的个人——所采取的形式。这些意识形态不是个人的“观念”的总和，而是一些“体系”，或刚性，或柔性，通常兼而有之。这些意识形态不是纯粹而简单的“观念”（没有什么东西能以这种形式存在），而由于它们总是与实践有关，由于它们总是激励着某种实践的判断与态度的体系，所以必须要在它们的身体（corps）、[身体]的活动[26]中——因而也要在那些实体（corps）[27]中——理解它们。

是的，意识形态有一些实体，它们来源于这些实体，完全就像它们有赖于一些身体[28]。这些实体是一些“机构”，主要是国家及其不同的意识形态机器（法律体系，学校体系，政治体系，工会体系，宗教、家庭、医疗、信息、文化体系，等等）。在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全体中，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的意识形态之间，上演着一场残暴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

所有这一切，看似让我们远远离开劳动者，其实把我们直接带回到他身边。因为他是那些复杂的意识形态直至在他的身体里相互对决的场所，而那些意识形态的对抗“自然而然地”向他隐藏了起来。国家及其整个一般意识形态体系，还有资本家及其整个内部使用的意识形态体系，总是向劳动者提出一些“观念”，让他能够在这些“观念”里承认自己。这些“观念”有关作为劳动价格的工资、有关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关分享利润、有关任务的自由分摊、有关经济（生产）与政治之间的不同、有关他若想成为好的一家之主就应当深信不疑的道德标准、有关可以确保他孩子前程的学校——如果不是由教会给孩子们行洗礼、讲授教理、告诉他们（就像告诉他）永生乃是今世苦难的回报。由各种体系构成的这个给人以强烈感受的体系，既不是形式的，也不是可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系统论”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如今代表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先锋理论意识形态）；它有足够的威慑力，有时也有足够用于补偿的诱惑，让工人忘记自己只是机器的附属品，也就是说，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但工人同样可以看到他身处的真实状况（condition）[xxix]，而且只要他们稍微反抗一下，只要他的反抗稍微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启示，他就会产生另一些观念：它们把原先的观念当作一些骗局来揭露，它们向他讲述阶级斗争的现实，讲述联合起来改变其劳动条件（conditions）、改变不断造成那些条件的这个社会的必要性。

我的说法是极其图式化的。短短几行文字又能怎样呢？不过这些文字也足以让人感到，讲述自己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劳动者，不是像一个昆虫学家在讲述这些事情，而是像这样一个人——他要么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了回应他明确的担忧而产生的具体形式，要么或多或少地从这些形式中被解放出来，并通过这种解放得以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同样这些劳动的和被剥削的条件，连同这些条件在他的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所有延续。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理解这句大概仍然是谜一般的话：同一个劳动者能够知道得比他自以为知道的更多，同样——因为这种情况也出现了——也能够知道得比他自以为知道的更少。而悖论在于，并不总是在他最“有意识”的时候，他自动地就会知道得比他自以为知道的更多。因为那时他可能像是被他所达到的“意识”的初级真理所蒙蔽：这可以在一些战士[30]那里看到，在他们那里，最基本的意识成了某种绝对知识，使他们看不到整个儿一部分自身的状况，尤其是他们的同志们的状况。这些人把自我意识当成知识，他们的自我意识也阻碍了他们的知识。相反，一些并不以拥有任何特殊“意识”自居的劳动者——哪怕这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工会或任何政治组织——有时候他们实际知道得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多得多。这些人不把自我意识当成知识，他们的意识也不会自动地阻碍他们的知识。一种严谨的具体分析应当关心这些差异和悖论。

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已出品种

这些悖论不单在天性方面[31]令人好奇，它们也在政治方面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基于这[些]悖论，群众对于各阶级的优先性，以及群众和各阶级对于阶级斗争组织——对于工会和党——的优先性，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到确立。[32]这绝不是要陷入对群众的崇拜，而是要极其关心工人的意识程度，同时知道他们的意识程度（更不用说还有知识程度）并不一定与他们自以为已经达到的程度（因而与他们的自我意识）相一致。通过群众对于各阶级的优先性、群众和各阶级对于工会和党的优先性，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打算说出许多别的事情，但就我们占据的这个要点而言，它以聪明人自然能听懂的那种提醒的形式，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劳动者并没有逃离意识形态斗争，因而并没有逃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任何形式的工会意识或政治意识都总是冒着把自己当成完善的真理的危险，除非它承认有些并没有被组织起来因而按道理也更没有意识的工人，在沉默中，比起那些代表他们[33]说话而且说得有点太快的人，能够知道得多得多。

我们现在可以着手研究那个最令人生畏的问题，那个在“怎么办？”中的“怎么”里面包含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一个问题，同样令人生畏，它就包含在提问的行为（le fait de l’interrogation）本身当中。

因为人们可以合理地问自己：“怎么办？”这个政治问题是向谁提出的、它究竟会向谁提出。既然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们会很容易回答说，它是向这样一些人提出的——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行动，因而他们有了某种政治意识，能够在一定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提出“怎么办？”的问题。这些人应该已经是一些或多或少精通组织和斗争的战士，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意识去理解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而言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比如说，工人阶级不能再继续依靠他们旧的组织、旧的路线和旧的实践了。在这种条件下，如同列宁在1903年，他们就会给自己这个问题：“怎么办？”。作为（或多或少）意识到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历史困境或危机的战士，他们就会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列宁在当时能够做的事情，无非是倾听他们的问题，重新考虑它，给予它最大程度的鲜明、力量和公开性，不过，他也有（对于他们的）优势，能够对他们的问题提供一些具体的回答：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而且它的形成同时要围绕着一份报纸，后者充当了把仍然是分散的现有各革命“团体”统一起来的手段；它应当与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保持某种关系；它应当领导某种统一的—民众的阶级斗争，以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工具——沙皇制度；而在这场将是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斗争中，党应当以某种方式（非常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具有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重要核心，等等。

因此，在这个假设里，要有一个领袖，他要重新考虑一些已经有意识的战士给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且在被当前的客观要求推向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现有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和所谓“主观”条件（现有组织的程度和形式，它们具体实现并衡量着群众与战士的“意识”）的基础上，对“怎么办？”的问题，给予非常精确的、具体的回答。这些回答相互构成了同时包括理论原则、引导、组织和行动的一整套体系（为了“长期”[34]斗争），以及相应的口号（为了当前的行动）。

我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确承认一个对“怎么办？”的问题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要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回答必须具有这样的维度：一个——就工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而言的——未来的维度，它是那个公开提出问题的人所要重新考虑的。这个未来的维度，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战略”或“政治路线”的回答，同时也是关于——在斗争中实现这一“路线”所必需的——理论的、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和实践的手段的回答。这就像对法国而言，法国人民联盟（l’union du peuple de France）[35]的路线，要靠左翼联盟（l’union de la gauche）[36]和应当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手段充当纽带[37]。

然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要想成为负责任的，除了关于“长期”性，也就是关于战略和“路线”的回答之外，还包括对于当前行动的回答，说到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口号”。当然，这些在当前或不远的未来应用的“口号”，并不构成与战略性回答完全不同的一类回答：因为与之相反，我们只能在战略性回答的基础上，也就是根据“长期斗争”——这种斗争应当尽可能考虑到客观局势诸要素的全体，考虑到在这些要素的对抗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来设想这些“口号”，从而表述它们，从而向党的（或工会的）战士提出它们。

例如，像（由乔治·马歇在其报告中引用的）“反对扣押”[38]这样的口号的确是一个当前的口号，但作为口号，它也从属于在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剥削的斗争中捍卫他们的利益、统一他们的行动这一阶级战略的“长期路线”：它在自身水平上，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一砖一石”（乔治·马歇），通过在当前捍卫法国工人、移民劳工、卑微的养老金领取者以及其他“穷人”的利益，为帮助他们在实现“民主变革”和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战略目标作好准备。

同样，像“呼吁洛林冶金业工人为钢铁工业国有化而斗争”[39]——在那里，国家由于“浪费”[40]丢掉了几十亿——这样的口号，是一个既在当前又在不远的未来应用的口号。它显然也从属于在整个生产部门中捍卫一大批劳动者利益的“长期路线”，以便为——这里仍须“一步一步”——在劳动者具有一些明确战略目标的斗争中把他们统一起来做好准备，也就是为民众联盟（或法国人民联盟）作好准备。对后者而言，“左翼联盟是纽带”[41]（乔治·马歇）。

从形式上看，这个口号完全正确，但我们可以考虑它是否具备应用上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劳动者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工作的愿望，工会和党的愿望）当然是具备的。但客观条件——不仅“战略路线”，而且由此产生的任何“口号”，都应当考虑这些条件——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不仅因为3月19日获得胜利的[42]资产阶级在它本身固有的长期战略中一定没有让钢铁工业国有化的“意图”。而且因为无论是哪个阶级执政，只要这个阶级真想让钢铁工业国有化，它就会遇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巨大现实困难；这种竞争能够基于其设备（也就是其技术生产率）的状态、工资的状态，说到底，就是钢铁工业资本家想要在冶金生产的法国市场（因为国外市场已经被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廉价生产所占据）获得的利润率的状态，以比法国生产价格低30%到50%的价格，把冶金产品投放到法国市场。

因为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利润率——目前在冶金工业比在法国其它生产部门要低——他们就会想要放弃钢铁生产，并且，尽管这么做有很大困难，也会想要让他们的固定资本转产（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让矿山转产！甚至也不能让高炉转产），另谋生产领域，或者很简单，就像他们常做的那样，让国家替自己付钱。而每当一家公司或者——更不必说——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让国家替自己“付钱”时，总是通过国家贷款，也就是通过税收，会有那么多钱（几百亿新法郎）在从生产性劳动者全体那里——因而首先是从工人阶级而不是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攫取的剩余价值中被提前抽走。

阿尔都塞在高师门口

这个例子证明，从“长期战略路线”里“提取”某些当前的口号，有时是比较容易的，甚至是很容易的：例如“反对扣押”“捍卫劳动者的购买力”“为扩大民主而斗争”（比例代表制，捍卫并扩大工会权利，承认企业中的政治权利），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下，在一切具体的斗争中，实现与劳苦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团结，等等。但是相反，当这些口号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本身直接取决于“政治路线”本身没有认真为之承担责任的一些条件时，从本身正确的“战略路线”中直接“提取”某些口号，常常是困难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当政治路线没有承担责任——就是说，既没有认识到这些条件的存在，也没有对它们作具体分析——时，相信一个口号（哪怕是从这个形式上正确的政治路线中“提取”出来的）将会奇迹般地代替“政治路线”发挥作用，是一种幻象。因此说到底，即便一个口号是从形式上正确的路线中提取出来的，它也可能是错误的。

显然这是一种极端情况，这时工会的或党的领导远离实际，高高在上，以含糊不清的“理论”的名义，满足于应用这种“理论”，没有从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工作，或者半途而废。这就是法共等许多共产党目前的情形。

近些年来，法共就这样居高临下地“决定”具体的现实应当是什么，不作真正认真的、深入的具体分析，而是满足于把一种“理论”的真理应用到“具体”的可见的、因而也是表面的简单现象上。这种“理论”要么是人为的，要么是部分任意的，要么是不准确或不充分的——尽管局部是真实的——这种“理论”之所以被采纳，是由于它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的合法化。

我要说的是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CME）理论[43]。党相信，把一种像这样构成的理论“应用”到可见的“具体”之上，就可以得到对上述“具体”的真正的认识。党的官员或其他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出发，写出了大量所谓的“具体分析”，要么关于“法国社会各阶级”，要么关于“需求”，要么关于大学，要么关于科学（“科学技术革命”），或者关于文化，等等。这些文章具有一些真实性，但并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论证这一点——人人都知道或猜到这一点——易如反掌。这些文章可以罗列很长的清单，而如果说书籍报刊发行中心（CDLP）[44]处境维艰，那么这些平庸作品在那里销路惨淡大概也不无理由：它们吸引不了任何严肃的读者，只能待在地下室里。

与其它例子相比，这一公然的失败尤其清楚地证明此路不通：这就是把一种理论简单地应用到具体之上。我说的不只是一种错误的或在原则上被误解的理论，而是一种一般意义的理论，包括一种真实的理论。如果你掌握了这种假定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你决定把它应用到具体之上，并期待这样的“应用”生产出关于具体本身的真理，你可能要永远期待下去了。因为这套应用操作的前提，意味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得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

如果你把一种预先存在的理论应用到具体之上，以便认识这个具体，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假定，理论在其自身中——哪怕只是萌芽状态，但无论如何都是原则上——已经包含了你装作从理论的应用中期待的关于具体的真理。而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立场，如果你把它普遍化，那就假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自身中事先以理论形式占有了能够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在世间的一切东西的真理。我不是在这里作诡辩家式的批评，我说的是事情本来的样子，而且在原则上，整个这套步骤是很简单的（尽管它往往表现出极其复杂的形式，这正好掩盖了它的欺骗性）。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先成为关于一切具体的真理，也就是关于一切具体情况的真理，也就是关于历史上可能产生的、新的和无法预料的一切东西的真理（而我们已经为无法预料的、无法想象的东西付出了二十年！），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具有科学性”或“操作性”的理论（不管用什么词），而是一种绝对哲学，它知道一切，绝对事先就知道了一切——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很好地表达了自身本意的提法——它是那种“关于最初和最终的原则的科学”[45]。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考虑两件事情，上述这种奢望的荒谬性立刻就一目了然了。首先，所谓“具体”，作为人们经历着的、在其中做出反应——反抗或忍受，行动或顺从——的东西，始终在变化，而且绝不会再出现第二次。这是一条基本真理，不只是研究变化的历史学家——即便他们要用某些强大的稳定性来解释这种变化——而且就连普通人也足够了解它。同一个太阳在每天早上升起，物体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坠落，血液总是（除非有病理学障碍）按照同样的回路循环，等等。但在社会生活中，包括在历史停滞的大型帝国的强大稳定性中，总是有什么事情永远在变化。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可以讨论某些生产方式的停滞——这种生产方式原模原样地再生产自身，几乎没有变化——和由此产生的那些社会，那么至少，很显然，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都永远在变化。

不仅是某种技术发明改变了某种生产的物质基础（例如，运输业从蒸汽机到电能和化学能——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或创造了新的基础（石油及其无数衍生品取代了煤炭及其衍生品；电子元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通讯形式，并通过计算机提供了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精细组织生产过程、预测产品流通销售的手段）。而且首先是这里生产的再生产形式总是“扩大的”（资本主义总是在自身危机中发现重新获得新的活力的手段——看看1929年的危机吧——包括借助战争，这是解除帝国主义的一些最严重危机的典型形式）。而这些扩大的再生产形式绝不是一些技术形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其扩大的必要性——而归根到底，它们是帝国主义时代国内和世界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国内工人阶级和刚刚从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些阶级斗争的形式。

因此，具体不仅是变化着的东西（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而且是高速地、越来越快地变化着的东西。我们的时代是速度的时代，这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让资本尽可能快地流通，以便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把一些部分的资本的流通时间降到最低限度，以便使剩余价值相应地增多；加快劳动过程中的节奏，以便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在投入到机器的资本上面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因为竞争者总会把价钱更便宜或生产率更高的新机器投放到市场，所以要在不得不更换旧机器之前把它们使用彻底，等等。我们时代的速度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主题或哀歌的主题，归根到底，它不是取决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是被限速的）、飞机或火箭，而是取决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在循环上的这种加速，它与通过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实现的剥削的增长是一回事——它为工人反对加快节奏、反对劳动分工和组织、反对劳动力迅速消耗的斗争赋予了全部意义，而工人的斗争是被直接卷入这一独自运行的进程中来的。

因此如果一切都在变化，如果具体就是变化着的东西，那么很明显，一种理论想要在其自身中事先掌握关于变化着的和将要变化的东西的一切真理，这个奢望的确是迷乱和荒谬的。此外，如果具体就是变化着的东西，那么人们仅仅“看到”其变化的东西就并不是构成变化的原因。在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观念进行的斗争中，这个提醒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因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好吧，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奢望事先掌握关于其对象的真理，因为其对象本质上是“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事先认识它；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通过自身服从于其对象的历史性，通过自身作为理论而获得一种历史性，才能认识它。这种历史性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因为它想要事先成为其对象的绝对真理的奢望而背叛其对象，而且还能通过预防这种危险而真正理解其对象。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通过让自身获得其对象的预防性——历史性，才能预防这种危险。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为历史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绝对历史主义”——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便是葛兰西这个名字[46]。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1] 弗拉基米尔·列宁，《共产主义》，见《列宁全集》（Œuvres），法译本，巴黎/莫斯科，社会出版社/进步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Éditions du Progrès），1956年起，第31卷，第168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了这一提法，见《毛泽东选集》（Œuvres choisies）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361页。——原编者注

列宁在《共产主义》中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引用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译注

[2] 路易·阿尔都塞，《答约翰·刘易斯》（Réponse à John Lewis），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Maspero），“理论丛书”，1973年，第28页以下。——原编者注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事情：阶级斗争（新概念）是历史的原动力（新概念），它驱动、 ‘推动’历史向前进，并完成革命。这个论点极其重要：因为它把阶级斗争摆在第一位。……在《共产党宣言》的论点[译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这是阿尔都塞借用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关于“革命是历史的原动力（moteur，《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为“火车头”）”的说法，对《共产党宣言》基本论点的提炼]中，出现在第一位的再也不只是被剥削阶级等等，而是阶级斗争。的确应该看到，这个论点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划出一条根本的分界线……”随后也提到足球队的例子。见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1990年，第60页以下。译文有修改。——译注

[3] 复数的conditions，本书译为“条件”，dans ces conditions也按习惯译为“在这种条件下”；单数的condition除列举某种“条件”外，一般译为“状况”。——译注

[4] 由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办的周刊。——译注

[5] “跟我们说说你的生活”；“我们想收集你们的意见，恳请你们参与到一项广泛的调查中，让有关你们日常生活、苦难、斗争和希望的真理显露出来”；“行动、真理、希望：《人道报星期日杂志》用一百个问题获取30000份答复。让我们有所认识”，《人道报星期日杂志》，1977年1月5—11日，第49期，封面和第27页。“四周内……数十万共产党员将走访他们的邻人，建议他们在‘今日苦难与希望记事本’中描述自己的生活。重要的是，这是由法国人自己实现的一种大型测试……”“让真理显露，让不公退去，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表示”，《人道报》，1977年1月7日第4页。参见路易·阿尔都塞197[7]年2月8日致埃莱娜·里特曼（H.Rytmann）的信，《致埃莱娜的信，1947-1980》（Lettres à Hélàne,1947-1980），奥利维耶·科尔佩（O.Corpet）编，巴黎，格拉塞/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Grasset/IMEC），2011年，第679-680页。——原编者注

[6] “《人道报》每天都在传播从苦难与希望记事本上收集到的这些证词。”“关于一个民族生活和希望的无可比拟的证词”，《人道报》，1977年2月14日，第1页。这场“苦难与希望”活动在整个1977年及稍后一些时间继续进行。——原编者注

[7] 阿尔都塞手写的批注，位于页边：“重要的不是提问，而是高声让人反思：人们（在交谈中）发现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见第82页。——原编者注

[8] consciente，本书一般译为“有意识的”，个别地方考虑语义和汉语习惯，需要优先译为“自觉的”、“有觉悟的”，则采用“自觉/有意识的”“有觉悟/意识的”等表述形式，以便读者在上下文中将二者联系起来理解。——译注

[9] conscience de soi，本书一般译为“自我意识”，个别地方考虑语义和汉语习惯，需要优先译为“自觉”，则采用“自觉/自我意识”的表述形式。参见上一条注释。——译注

[10] 可能是指纪录片《工厂劳动笔记：工厂里的生活》（《Appinti sul lavoro di fabbrica: una vita in fabbrica》），由RAI 2[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电视二台]的“编年史”节目组在阿尔法·罗密欧的阿雷塞-波泰洛（Arese-Portello）生产地摄制，于1977年12月28日首次播出。——原编者注

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是意大利轿车和跑车制造商，创建于1910年，总部设在米兰。现为菲亚特集团旗下公司。——译注

[11] conscience，本书一般译为“意识”，个别地方考虑语义和汉语习惯，需要优先译为“觉悟”，则采用“觉悟/意识”的表述形式。——译注

[12] 《乔治·马歇：沿着二十二大的道路前进》（«Georges Marchais: avancer sur la voie du ⅩⅩⅡe Congrès»），《人道报》，1978年4月28日，第7页。——原编者注

«prise de conscience» 直译为“获得意识”（同时承接上文“获得正确的集体意识”），下文则意译为“觉醒”。这个说法出自马歇的报告。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1972—199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13] 作者使用了métallurgiste（冶金工人）一词的俗语缩写，所以加引号。——译注

[14] 出自意大利都灵汽车制造厂（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的缩写Fiat。菲亚特集团现为意大利汽车等制造业以及工程技术领域的垄断巨头。在作者写作本书之后的1986年，阿尔法·罗密欧公司被菲亚特集团收购。——译注

[15]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摩西·赫斯(M.Hess)、约瑟夫·魏德迈尔(J.Weydemeyer)]，《德意志意识形态》,M.吕贝尔、L.埃弗拉尔和L.让诺韦译，见《文集》，M.吕贝尔主编，第三卷：《哲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82年，第1120—1123页；《共产党宣言》，M.吕贝尔和L.埃弗拉尔译，见《文集》，第一卷：《经济学》，一，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63年，第170页以下。

[16] 上文译为“获得意识”，下同。——译注

[17] 指拿破仑三世时代的官员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在任塞纳区行政长官期间（1853—1870年）主持的巴黎改建规划。该规划旨在缓解城市迅速发展与其滞后的功能结构之间的矛盾，其核心是城市干道网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这次改建奠定了巴黎的现代城市格局，同时也引发了巴黎人口从市中心向郊区的大规模迁移，并形成贫富阶层的地理分割。在1848年以前的多次人民起义中，巴黎原本狭窄蜿蜒的中世纪街道为起义者进行街垒战和游击战提供了便利，而改建后的宽阔街道则使政府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运输部队和部署火力。——译注

[18] 打引号的“咖啡馆”，盖指议论政治的集合场所。——译注

[19] Lancia和Ferrari，意大利豪华轿车生产商，均为菲亚特集团旗下公司。——译注

[20] Alfa-sud，阿尔法·罗密欧于1972年在南方设立的新厂，装配旗下首款专为与德国和日本车竞争的小型车。——译注

[21]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全集》（Werke）,第26卷，第二部分，柏林，迪茨出版社，1974年，第246页。——原编者注

[22] 《共产党宣言》，前引，第168页，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亚眠答辩》（1975），见《立场》（Positions），第2版，巴黎，社会出版社，“Essentiel”丛书，1982年，第181页。——原编者注

“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9页，前引。参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15页。——译注

[23] 参见路易·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1976），G.M.戈什加林（G.M.Goshgarian）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Puf），“批判前景”丛书（Perspectives critiques），2015年，第89页。——原编者注

这一说法出自笛卡尔：“如果有那么一些机器，其部件的外形跟猴子或某种无理性动物一模一样，我们是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本性与这些动物有什么不同的”。见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4—45页。——译注

[24] 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党》（Théorie marxiste et Parti communiste，1966—1967年，未刊稿），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阿尔都塞资料库，Alt2.A07—01.10，第87页；《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1969年），雅克·比岱（J.Bidet）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Puf），“今日马克思：交锋”丛书（Actuel Marx：Confrontations），2011年第2版，第120页注释9、295页；《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rs，1977年），G.M.戈什加林（G.M.Goshgarian）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Puf），“批判前景”丛书（Perspectives critiques），2014年，第228、384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南达·纳瓦罗对话录》（«Philosophie et marxism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1984—1987）»，见《论哲学》（Sur la philosophie），巴黎，伽利马/NRF，“无限”丛书（L’Infini），1994年，第70页。——原编者注

如：“我还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发挥，在一系列著名的定义再加上一个补充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我要说：人天生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注释4。——译注

[25] 注意这里和下面“意识形态”的原文都是复数形式（idéologies），即上文所说的“观念的一些全体的体系（des systèmes d’ensemble d’idées）。——译注

[26] 手写添加文字难以解读。阿尔都塞可能是想写“必须要在实体的活动中——因而也要在身体中——理解它们”。——原编者注

[27] 法文corps一词兼有“实体”（“团体”）和“身体”的意思，文中故意使用了这种歧义，并用斜体（中译本用黑体）加以区分。——译注

[28] 米歇尔·福柯（M.Foucault）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用的是不同的理论语言，这是由于他直到现在都避免提出国家的难题，因而也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难题，也包括意识形态的难题。——阿尔都塞注

[29] 关于“条件”和下文“状况”的译法，见前注。——译注

[30] militants，指政党和工会中的活动分子。——译注

[31] 这里的形容词naturelles也可译为“在自然方面（的）”。——译注

[32] 路易·阿尔都塞，1967年10月25日致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玛尔（Roberto Fernndez Retamar）的信，《美洲之家》（Casa de las Americas），1993年1—3月，第190期，第60页以下。——原编者注

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玛尔（1930—2019），古巴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古巴重要文化机构“美洲之家”及其同名杂志的负责人。——译注

[33] 原文en leur non系误植，当为en leur nom（以他们的名义，代表他们）。——译注

[34] «longue durée»，这个短语在历史学中以“长时段”的译法著称。——译注

[35] 法国共产党在1974年前后宣传的提法。党的二十二大（1976年）规定法国人民联盟是“一切金融垄断势力受害者[……]的民众大联合，反对统治国家并使它窒息的狭隘等级，拥护在实现民主改革的过程中给这个等级以严厉打击的民主变革”。《乔治·马歇：沿着二十二大的道路前进》一文，前引，第9页。参见路易·阿尔都塞，《黑母牛：想象的访谈（二十二大的不满）》[Les Vaches noires :interview imaginaire（le malaise du XXII Congrès），1976年]，G.M.戈什加林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批判前景”丛书，2016年，第449页。——原编者注

[36] 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激进派运动组成的竞选同盟，它们于1972年达成了一个“共同施政纲领”。——原编者注

[37] 注意cimentée（译为“[靠……]充当纽带”）的原意为“被水泥粘合”。——译注

[38] 下面两段中引号内的词句，系引用马歇1978年4月27日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报告中回顾的党的一些口号,有的引文不够准确。《乔治·马歇：沿着二十二大的道路前进》一文，前引。——原编者注

[39] 上同，第10页。——原编者注

  洛林，法国东部大区。——译注

[40] 阿尔都塞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加注记号，却没有提供注释。——原编者注

[41] 注意ciment（译为“纽带”）的原意为“水泥”。——译注

[42] 1978年3月19日，由于1977年9月22日突如其来的左翼联盟解体，右翼在第二轮国民议会选举中夺取了意外胜利，获得约51%的有效选票。——原编者注

[43]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État）理论是法共在1967年十八大上采纳的。从1969年开始，阿尔都塞在一系列文本中对其做出了批判，其中大部分仍未出版。参见路易·阿尔都塞，《黑母牛：想象的访谈》，前引，第391页以下；《二十二大》（XXIIᵉ Congrés），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理论”丛书，1977年，第21页以下；《不能在法国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Ce qui ne peut plus durer dans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理论”丛书，1978年，第92页以下。——原编者注

[44] 书籍报刊发行中心（Centre de diffusion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负责销售、发行与法共有关的各出版社产品的机构。——原编者注

[45] 大概出自《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981.b.28—29。——原编者注

« science des principes premiers et derniers »，更有可能是阿尔都塞使用的法译本（甚或他本人）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982 b 7—10中“ἐπιστήμην... τῶν πρώτων ἀρχῶν καὶ αἰτιῶν”（可译为“关于首要的原理和原因的科学”）提法的翻译。“最初和最终的”这个阿尔都塞喜欢的悖论性的表达可以更准确地说明亚里士多德说的“首要的”意思，也与他接下来说的“因为善，即终极因，也是原因之一”相符合。——译注

[46] “实践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是思想的绝对世界化和此岸性,是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狱中札记》（Cahiers de prison），R.帕里斯（R.Paris）编，第3卷，P.富尔契尼奥尼（P.Fulchignoni）、G.格拉内尔（G.Granel）与N.奈格里（N.Negri）译，巴黎,伽利玛/NRF出版社，“哲学文库”，1978年，第11笔记本，第27节，第235页。“黑格尔式的内在论转变为历史主义，但它只有伴随实践哲学才能成为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人道主义”，《狱中札记》，R.帕里斯编，第4卷，F.布约（F.Bouillot）与G.格拉内尔译，巴黎，伽利玛/NRF出版社，“哲学文库”，1990年，第15笔记本，第61节，第176页。——原编者注